自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从对一名同性恋者的观察发现……
真实的自我
——为什么是道德造就了人类？
Your true self
Why it’smorals that make the human
作者：丹·琼斯
Dan Jones
作者介绍：丹·琼斯是英国布赖顿的科普作家。
记忆、性格、行为——很多因素可以用来定义个体。而深入发掘，我们会发现更多出乎意料的自我来源的因素。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音派教士克里斯汀·马可·皮耶尔蓬环游世界布道。他宣称同性恋是一种罪孽，还传授遏制同性恋欲望的方法。这对他本人来说也是深入内心的心灵求索。作为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本人就深受这种欲望的折磨。用消除别人欲望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灵魂救赎，他也公开承认这是一种矛盾。
那么问题来了：哪一种态度反映了真正的皮耶尔蓬？他的有关同性恋有罪的福音信息是否背叛了他自身同性恋的本性？还是这反映了在心灵深处，他超越了原始冲动的扭曲和束缚呢？
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缺乏科研价值：心理特征是复杂而极其独特的，并且，无论在大脑的某部分，还是在性格的某方面，都没有凸显出自我的所在，所以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真实的自我’无法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来被证实或被证伪。”耶鲁大学的妮娜·斯特罗明杰说。
然而她和很多其他心理学家都已经在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大多数人始终相信，在我们表面的态度和行为背后潜藏着一个真实的自我。这或许是一种错觉，但这也说明了我们是怎样看待人类包括我们自己的。如果能更好地理解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错觉，我们就能学会更好地与自己和他人相处。
自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十七世纪的约翰·洛克认为记忆是自我的核心和关键，主张自我以意识体验的连续性为基础。只要你通过记忆把经验拼凑成连贯的叙事，你就有一个持续的自我。
这是种诱人的想法，然而现代科学也提供了怀疑它的理由。例如，逆行性失忆症患者失去了事故前或患病前所有的记忆，但仍然保留有创造新记忆的能力。他们的自我并没有被抹去。这一点从他们本人的切身感受和看护人员的观察都能够证实。
凭直觉来说，洛克所认为的自我本质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延续物，这有一定的道理。不然的话，你充其量只能拥有瞬间即逝、众多串联在一起的自我，其中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你。虽有迹象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参见《真实的自己：未来是个陌生人》）。但作为起点，你的性格似乎是提供这种持续自我感的最佳候选人，前提是性格本身不会随时间迁变发生戏剧性的逆转（译注：真实情况与此前提相反，性格的确有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如果自我的本质既不是记忆也不是性格，那又会是什么呢？当前，心理学家和实验派哲学家们有了新的策略，通过向人们提问取代苦思冥想推测自我的本质。通过提供问卷者对某人在不同场合的变化的反应，看他们直觉上认为某人偏离自我的程度。研究者希望通过这类调查能找出人们普遍认可的真实自我到底是什么。
2014年斯特罗明杰联手亚利桑那大学图克森校区的肖恩·尼古拉斯做了一次问卷调查测试，问卷中，虚拟人物吉姆遭遇一场严重车祸，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是把大脑移植到一个新的身体上。问卷提供了故事的不同版本：经历了移植手术后，心理上与原先相同的吉姆；患有选择性失明（视觉失认症）的吉姆；和患有失忆症的吉姆。调查结果如下：
对于移植导致的选择性失明，调查参与者普遍认为这种创伤对吉姆的自我造成的变化最轻微，而认为失忆对吉姆的自我造成的改变非常大。这符合洛克的理论。第三种情况是，在脑损伤失去道德良知后，吉姆不再有能力分辨对、错，也不再对别人的痛苦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人们认为这对吉姆自我的改变最大。
现实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尼古拉斯和斯特罗明杰在2015年对神经退行性疾病（包括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阿尔茨海默症和额颞叶痴呆症FTD）患者的家庭成员做了问卷调查。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正如斯蒂芬·威廉·霍金患有，渐进性肌肉萎缩对智力没有影响；阿尔茨海默症会逐渐抹去患者的记忆；额颞叶痴呆导致患者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认知发生变化。
测试结果表明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患者的亲属认为对患者的自我改变并不大，阿尔茨海默症的家属反映，患病经历对患者的自我改变较大，而额颞叶痴呆症病人的亲人认为这种病对自己所爱的人的自我影响最大。
问卷调查表明，人们在观待其他人的自我时，会将道德作为判断对方真实自我的标准。斯特罗明杰认为这符合我们作为社会性物种的特点。
“我们关注其他人的道德品质是因为我们想了解他们作为社交伙伴的表现”，她说。她表明，我们之所以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可能是因为我们高度重视关注社会行为。
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转折点，由于心理学家在人类身上发现了太多自私的偏见，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对别人的道德期待不会像对自己的那样宽容。但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认为其他人的真实自我不仅是有道德的，而且具有道德上的良善，根据我们自己的道德观来定义的“善”。
这种情况在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治·纽曼、约叔华·可努比和保罗·布鲁曼的一系列最新研究中表现的十分清楚。他们向人们讲述福音传教士马可·皮耶尔蓬的内心冲突以及其他一些类似案例，并记录调查参与者的反应。
一个清晰的（思考）模式呈现出来：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皮耶尔蓬的同性恋自我才是他真正的自我，而保守派则认为他的反同性恋福音才是。
总的来说，如果某人的行为在我们眼中是善的，并且与我们的价值观发生共鸣，我们便臆断这是他人真实自我的一种表达。反之，则把它当作表面的、“肤浅”自我的表达。
“从表面上我能判断出你是什么人，可能认为你并不是完人，”可努比说，“但若我思量内心深处真实的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你在道德上本质良善”。这在世界上不同文化中也有同样的价值判断。甚至连悲观厌世者也倾向于在其他人的自我上发现德性的良善。
这种内心深处将善德赋予其他人自我的心理倾向能否被驾驭并变成一种向善的驱动力呢？也许对这种观念加以适当的鼓励有助于缓解敌对群体之间的紧张，并消除彼此的偏见。
哈佛大学的朱利安·德·弗雷塔司和米娜·斯卡拉最近对此可能性做了测试。我们知道人们倾向于袒护集团内部观点相仿的人，而倾向抵触群体外，尤其是传统中被认为是具有威胁性的人。
2015年12月，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伊斯兰恐怖枪击案，两个月后，德·弗雷塔斯和斯卡拉对超过1000位美国白人做了在线调查，评估他们感受到来自阿拉伯人的恐惧和威胁程度。接着他们讲述了一些人向好的方面转变的例子，故事主角有美国白人、阿拉伯叙利亚人、也包括美国的阿拉伯移民。然后再询问调查参与者这种良善转化是来自这些人真实的自我，还是表面自我。
调查参与者把美国白人道德上的改善看作是他们真实自我内在良善的体现，对阿拉伯人案例的看法也完全相同。虽然传统观念上阿拉伯人被认为是具有威胁性的外群体的成员，但作为个体仍然被视为本性良善。更重要的是，当调查参与者被鼓励首先思考外群体的真实自我时，他们表示对外群体的恐惧程度降低了。
这种心理干预甚至改变了行为：在思考对方真实自我时，调查参与者更愿意把自己奖金中的很大份额捐献给外群体名下的慈善机构，而此案例中是捐给了叙利亚的红新月会。
于是，我们似乎至少能够把握好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真实自我，虽然他们把我们的核心自我解读为道德良善，并不总吻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你是否认同皮耶尔蓬的同性恋倾向反映了他真实的自我，取决于你个人现有的道德观。但皮耶尔蓬自己最终做出决定，他声明放弃反同性恋的宣教生涯，并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如莎士比亚所说，“尤其要紧的是，你必须对自己忠实”。（译注：语出《哈姆雷特》）
这篇文章的印刷版题为“善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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